“十五五”时期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主要挑战源于当前金融资产规模已处于较高水平，部分金融机构面临利差收窄和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的困境；发展机遇则在于科技创新金融领域前景广阔，为金融机构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的空间。金融机构唯有持续推进市场化、数智化、国际化发展，方能有效应对当前挑战和把握战略机遇。

一、挑战：金融资产总量较大、运营压力加大

目前，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已经较大、大部分领域产能规模也已较大。海量资金与投资机会相比，投资机会是相对有限的。在此背景下，资本向外寻求更高回报的投资目的地，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这种转移趋势有助于抑制本土投资收益率持续下滑，稳定资本收益。

今后，中国不仅是重要的资本流入国，也必将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可以预见，在“十五五”期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吸收外资规模，实现资本的净输出。“十五五”规划建议发布后，商务部部长曾提出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二者之间的差距正体现在海外投资的回报上，即GDP与GNP的区别，这也说明了未来海外投资回报将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实情况看，当前出口面临较大压力，而许多国家和地区欢迎我国前去投资，我们的产业和技术也具备较强竞争力，可以实现产业和投资协同“走出去”。

二、机遇：科技创新涌现与多元投资者竞争

经过多年积累，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形成了扎实的基础。预计在“十五五”期间，产业与科技将迎来集中迸发的阶段。因此，“十五五”期间大量新技术的出现是确定性趋势。只有科创企业蓬勃涌现，科创金融才有可投的对象。如果没有优质的科创项目，资金投入也就无从谈起，这也正是当前最大的机遇所在。

然而，这一机遇并不必然流向传统金融业。近年来，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传统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的活跃度都有所下降。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当前时代的投资行为需要更复杂的能力支撑，需要依靠海量数据、需要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大量分析与计算，来研判投资成功的概率，这与传统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科创投资能力并不完全匹配。

当前，大量企业创投资金（CVC）入场，成为创投的重要力量。在国内，处于投资前沿的往往是像阿里、蚂蚁、腾讯这类企业，即CVC正积极投入于新创企业，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部门在投资。如今，即便银行业能调动数百亿资金用于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但从大量项目中精准识别出优质标的，仍尤为困难。

CVC往往将资金投入与自身发展紧密相关的领域以支持研发。当前，许多前沿研发正是由产业界主导。例如，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最关键的研究已不再仅限于传统高校或科研院所，而是越来越多地由企业推进。企业拥有资金、算法、算力、AI模型以及汇聚海量人才的能力，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开展研发，投资于自身最前沿的技术方向，往往也更有把握。放眼国际，最前沿的科技公司也在积极进行自主布局。无论是马斯克旗下的多家企业，还是像Databricks、Anthropic这样的创新公司，背后都离不开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重大科创项目的持续投入。

CVC还具备战略投资者和长期耐心资本的角色，其投资目标通常是围绕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全链条的布局与完善。当然，最终能通过退出实现盈利固然也很好。从这一角度讲，CVC确实是真正具备耐心和战略眼光的资本。

在中国，政府创投（GVC）也正在入场。它们与传统金融部门也在竞争，争相涌入新创项目，但这随之带来一个问题，政府已投资了大量产业基金，究竟如何才能准确筛选项目？过去存在的项目甄选难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除了上述新兴投资力量，科创企业也有不错的全球融资的渠道。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去年中国企业赴美通过科创板上市融资，反而成为两国间交往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以往中国企业的上市选择主要集中于境内与港股市场，而去年在美上市比重显著提升。在去年中美关系复杂的背景下，中国仍有约四分之一的科创板企业选择赴美上市，这表明海外投资者本质上仍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

总之，国内产业创新会大量涌现，优质项目融资渠道是多元且通畅的，既可从传统金融部门获取资金，也可寻求大型平台企业投资部门的支持，还能面向海外市场募集资本。好项目不缺乏资金来源，对科创产业来说，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这对传统金融行业而言则意味着挑战，尤其会对国内资本市场及科创金融体系形成挑战。如果自身不进行改进与提升，优质的市场主体就会被这些新势力获得，也就可能持续外流。所以，能否抓住机遇，仍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和这个时代更好的匹配和结合。

三、应对：加快市场化数智化国际化，拓展发展空间

一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核心在于不断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系统性安全，归根结底，一个健康的市场会具备吸引力，使参与者既能获得合理回报，又能处于安全可靠的环境之中。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依托数字化技术来提供支撑与保障。

二是数智化。在当前数智化时代，中国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我曾对国有大行、互联网银行及金融基础设施的数智化发展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2022年以前，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这得益于我们多方面的优势。首先是中央层面的重视与推动，国有大型银行具备实施长期规划的能力，其次是中国公众对个人数据的使用普遍持有相对宽松的态度。此外，我国市场规模庞大、金融用户基数高等特点，也构成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举个例子，国外一篇文章曾提到中国机构间债券市场效率比美国更高，于是我前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行调研。调研后发现，正因为我国相关市场起步较晚，反而具备了较高的数智化水平，市场透明度和流动性表现都非常出色，使得一些反映市场效率的关键指标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较好水平。例如我国利率债的买卖价差、国开债的最优价差可低至0.05个BP。BP值越低，表明市场流动性越好、透明度越高、交易成本也越低，这才可能实现如此小的价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市场表现，不在于系统配置了多少设备或拥有多少台CPU，而最终要看市场交易成本是否切实降低以及交易效率是否真实提升，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做得比较出色。

如今我们已进入AI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金融服务的业态，我们必须努力成为AI时代的强者。过去我国仅有少数大型银行能够开发一些实用性有限的大模型，自DeepSeek等开源模型出现后，现在各类规模的银行都能运用此类开源模型，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当前我们有诸多可以利用的机会，尤其是在借助AI技术赋能方面。例如，AI可在项目筛选、商业成功前景方面具备相当好的洞察力，提升我们选好项目的能力。

但金融业确实面临既要快速发展又必须注重实效的挑战，不宜过度追求形式上的数智化，也不宜盲目紧跟潮流。若脱离业务一线却跟风过紧，反而可能导致投入失效，因为往往难以判断该技术路径能否持续走下去。

三是国际化。中国产业与金融业协同“走出去”的商业化前景非常广阔。当前资金在我国市场是相对充裕的要素，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资金仍然匮乏，这些国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市场潜力也较好，但缺少资金。正如我们多年前需要引入发达国家资金一样，当年外资愿意进入中国，是因为在这里能获得比在美国更高的回报。如今我们国内资金规模庞大，流向资金短缺的地区同样可能获取更优的收益。除资金外，我们也具备较强的产业和技术竞争力。金融业与产业携手向外拓展，有助于将部分过剩产能向外部转移，从而阻止本土金融业收益率持续下滑，稳定国内投资者收益。例如，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在2024年8月至2025年7月期间，我国对非洲的太阳能光伏板出口显著提升。光伏板在当地安装后，通常可在半年至一年内替代传统柴油发电，实现成本的快速回收。这表明中国产业“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具有可行性的商业模式，而且是绿色模式。国内金融配套随之“走出去”后，在海外获得收益的机会是相当明确的。因此，金融业的国际化转型确实是一条迫在眉睫、必须推进且前景良好的发展路径。

总之，金融业要有紧迫感，加快市场化数智化国际化转型，增加自身竞争力，配置好海量资金，抓住科创企业大量涌现的机遇，为资金持有者提供好回报，也为自身提供更多发展空间。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5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原文刊发于【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