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北京大学】）
紧紧围绕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擘画我国“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以及重点任务。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深刻理解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着力实施关键性改革创新举措，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党的二十大提出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通过十五年（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争取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承前（“十四五”）启后（“十六五”），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经济总量需要比2020年大约翻一番，人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意味着未来十年我国增速需要保持在4.5%左右。作为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十五五”时期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增速需要保持在一定区间。
除了量的合理增长外，我国经济需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析显示，1978至2023年，我国GDP增速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关联系数高达81%——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很大程度决定了经济增速。2010年迄今，由于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已从过往的4%以上下降至1.2%-1.8%这一区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般占到经济增速的40%左右，为实现经济合理增长，我国需要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升到2%左右。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也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仅体现为“量”的增长，也体现为“价”的合理水平。近些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居民消费率偏低、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通缩压力较大。因此，保持经济合理增速要求实际增速和名义增速都保持在合理区间。
二、新质生产力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重要来源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是全球性挑战。美国最近二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已稳定在0.7%-0.8%，对应着2%左右的长期经济增速；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也大都降至1%以内——缺乏大规模生产场景和科技创新的应用场景是主要原因。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的GDP占比2024年已经降到不足10%，就业人口占比只有8%。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对等关税政策的底层逻辑——让制造业回归美国，重建美国曾经强大的产业基础（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当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挑战时，中国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方略——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所形成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通过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发展动能，解决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实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一个V型反弹，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基于工业文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大突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来驱动，对应着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核心内容。相较于其他工业化国家，我国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有许多有利因素。首先，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约为25%，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比重约为30%。因此，我国不缺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大规模生产场景、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应用场景。其次，我国拥有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产率增长空间。与美国旨在提高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再工业化”不同，我国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意涵是所有行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和能源转型实现再次增长。以能源转型为例，预计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的投资规模达数百万亿元之巨，这样的投资强度将带来通过产业和技术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巨大空间。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可能，进一步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为了回答“如何重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一高质量发展急需解决的战略问题。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我国需要实现科技革命性突破，通过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消除体制性扭曲，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这是《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放在重点任务第一、二位的主要考虑。
《建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合理”背后具有深刻逻辑。我国制造业现在占到全球30%，如果我们做一个线性外推，假设中国制造业未来保持5%年增速，而全球制造业增速较中国低两个百分点，至本世纪中叶，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占比将逼近50%——这个场景很难出现。
“合理”因此意味着我们在保持制造业一定比重的同时，更需要优化结构，大力提升高端制造业的占比（目前为42%，低于美、德等55%以上的水平）。
“合理”的关键不是“比重绝对水平的高低”，而是制造业是否在向高附加值、高端制造转型，是否具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能力和竞争力，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否具备规模效应与战略意义等。为此，《建议》明确“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大力推进“AI+产业”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等，让实体经济由“规模优势”转向“价值优势”。
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大力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取得显著进步，但仍有三个核心短板。首先，基础研究投入仍然不足。2024年基础研究仅2497亿元，占研发投入6.91%，明显低于美、日等国的15%以上。
“十五五”必须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在原始创新上形成系统性突破。其次，我国目前面临科技产业人才严重不足的瓶颈，而打造强大的产业创新体系，打通科技成果向产业转化的链条，需要“懂科学的产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和“懂产业和企业管理的科学家”。第三，科技金融体系不完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十五五”期间，我国需要大力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在科技金融领域需要构建支持基础研究与突破性创新的资本制度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建立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税收体系，形成科技、产业、资本的正向反馈循环。
四、大力提振有效需求和有效投资，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压力：GDP平减指数从2023年第二季度起一直是负增长，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经济主体的体感不好，投资和消费信心相对不足；我国居民消费率不到GDP的40%，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也低于许多与我们发展阶段相近的经济体；传统投资（地产、基建等）进入周期的尾段，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有效投资需求不足；相当比例的产业面临产能过剩挑战，“内卷”带来持续的通缩压力，而尽快摆脱通缩压力是“十五五”时期需要聚焦破题的关键之一……
应对挑战，《建议》明确“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为“十五五”时期另一项关键任务。《建议》尤其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带来增量需求。2024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为43%，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68%以上的GDP占比。“十五五”期间，我国需要通过更大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生育补贴、养老金标准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大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此外，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GDP占比不足4%。如果这个比例能提高到美国目前16-17%的水平，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可以提高13个百分点，达到GDP的56%，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问题将得到极大改善。因此，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回报机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稳定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让财富效应自然向消费传导。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居民消费率提升的最大空间是服务消费。在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尤其是在医疗、教育、文旅、养老、住房租赁服务、新型消费场景等领域。由于扭曲的体制机制和竞争不充分，我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赋能、深化改革移除掣肘生产率提升的体制机制、高水平制度开放，大力提升这些领域的创新活力，服务业领域被抑制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得以释放——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大出海”。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逐年提高，而且高端制造业（电气设备、汽车、半导体等）成为主要增长点。区别于传统的产品出口，中国企业新一轮国际化正经历从产品出口到全价值链布局、从简单的规模扩张向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跨时代转型。价值链的全球化布局驱动中国企业进入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断提升竞争力；而海外市场竞争格局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业务葆有利润率溢价，能够对冲国内“内卷”带来的利润压制……中国经济在微观基础层面竞争力格局的重塑，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动能。
五、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
《建议》明确提出“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不仅是政策层面的新表述，更是经济战略重要转向。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带来的“内卷”和持续的通缩压力、传统“投资于物”的投资收益下滑。在此背景下，“投资于人”成为破局的关键：它不仅是扩大有效需求的有力手段，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环节，同时也契合“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
短期内“投资于人”理念落地最直接的方式是推出直接针对需求端、消费侧的财政转移支付，这包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进行生育补贴、托育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等，或是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提升我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并实现均等化，甚至可以探索普惠性转移支付等创新型政策工具。
其次，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环节。“十五五”时期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投资力度。
第三，“投资于人”还包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为2.5亿无户籍城镇常住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与落户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这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释放内需的重要抓手。
第四，应逐步改革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体系。单一导向的GDP考核指标是产能过剩、“内卷”、通缩压力、地方政府债务等结构性挑战的成因之一。“十五五”时期，应该探索将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从过去单一导向的GDP考核指标转变为更多关注当地消费增长、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水平等民生指标，既重视“中国经济”（GDP）又重视“中国人经济”（GNI），引导施政重心回归于人。